邵培仁，浙江传媒学院特聘教授，新闻传播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等，兼任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浙江省国际影视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文化产业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娱乐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传播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中国娱乐与创意产业蓝皮书》主编，国际华莱坞学会会长，美国中国传媒研究会主席，美国世界文化联盟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省会展学会理事长，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JC，中国传播学报）和CHINA MEDIA RESEARCH（CMR，中国传媒研究）等中外多种新闻与传播学刊副主编或编委，致力于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华莱坞电影理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
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邵培仁传播学研究思想述评
林凯*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厦门361005）
摘要：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批传播学研究专家，邵培仁在传播学、媒介学、华莱坞电影、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深入耕耘，在近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文试图从邵培仁的学术研究历程、中国传播学理论建构的基本思想以及邵培仁对华夏传播研究的期望等三个部分来展示邵培仁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作出的贡献。更重要的是，本文通过这些成就和贡献来凸显邵培仁系统的传播学研究思想及其高尚的精神品格，以此启示后学和指导中国传播学研究。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研究；先行者；开拓者；邵培仁
Forerunner and Pioneer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A Review of Shao Peiren's Research Thoughts in Communication
Lin Kai
Abstract：As the first group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experts in China (Mainland), Shao Peiren has deeply worked in the fields of communication, media studies, Huallywood cinema,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past 40 years.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how Shao Peiren's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the loc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Shao Peiren's academic research history, the basic idea of Chinese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 and Shao Peiren's expectations for HuaXia communication studies. More importantly,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Shao Peiren's systematic research thought and noble moral character through these achievements and contributions, in order to inspire post-study and guide 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
Keywords:Chinese Communication Studies；forerunner；pioneers；Shao Peiren
作为传播学研究专家，邵培仁从中国改革开放引进传播学以来，在近40年的学术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富有创新性的成果填补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多项空白，他的传播学研究思想丰富了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体系，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具有风向标的意义。笔者对邵培仁教授的学术研究历程作了梳理，重点关注其在传播学本土化方面的研究，试图展示邵培仁教授在传播学本土化或者华夏传播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和贡献，以及这些成就对后学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一、邵培仁学术研究介绍
（一）学术成就及贡献
邵培仁，传播学、媒介管理学专家，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任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党委书记，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等，兼任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浙江省国际影视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文化产业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娱乐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传播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中国娱乐与创意产业蓝皮书》主编，国际华莱坞学会会长，美中传媒研究协会主席，美国世界文化联盟副主席，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省会展学会理事长，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CJC，中国传播学报）和CHINA MEDIA RESEARCH（CMR，中国传媒研究）等中外多种新闻与传播学刊副主编或编委。
邵培仁是国内最早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涉及了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华莱坞电影和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等领域，成果丰硕，具有创新性和首创性。邵培仁先后发表论文360余篇，已撰写或主编出版各种学术著作32种。近几年先后完成国家社科和省、部社科科研课题18项，主要的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华夏传播理念》和《文化产业集团的成长机制与政策取向研究》；浙江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招标项目《通向和谐社会的舆论传播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现状调查》；浙江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媒介地理与媒介生态研究》《华夏传播理论研究》《会展传播与管理研究》等。[①]
1988年邵培仁与戴元光、龚炜共同撰写和出版了《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这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传播学的著作。接着邵培仁预见到国内几年内会有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等学术著作面世，于是错位竞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主持撰写了我国大陆第一套理论和应用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传播学丛书》，丛书中的《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教育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新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是国内第一本创新性成果，而《经济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不仅是国内第一本创新性成果，在当时英语国家也没检索到同类著作。1997年邵培仁根据新的中西结合的理论体系，撰写出版了《传播学导论》一书，童兵教授专为该书撰写序言《知识量与理论性俱佳的传播学新作——评<传播学导论>》[②]，给予高度评价。2000年，邵培仁撰写出版了被教育部列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后来两次修订，2015年出了第3版。在回顾自己众多的学术专著时，邵培仁教授表示《传播学》这本著作是其最爱，它不仅知识量大，而且有很多的创新性，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的优秀成果和自己的最新思考。[③]
在此过程中，邵培仁积极探索传播学的学术渊源，发表了《古老的传播论，年轻的传播学》《论传播学研究的欧洲渊源》《论中国古代受众的信息接受特色》《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次革命》和《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等论文；探索传播学术本土化的可能与路径，发表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论传播学的中国特色》《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传播学应进行本土化建设》等论文；积极推进整体互动模式和人类整体传播学建构与完善，如发表《关于传播模式的思考与构想》《传播模式论》《走向整体的传播学》和《携手共同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等论文。他提出整体互动模式，意在强调传播过程和传播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辩证性和互动性、动态性和发展性、多向性和复杂性。整体互动（论）模式得到杜骏飞教授、于文杰教授、赵晶晶（杲如）教授、肖容教授的充分肯定，被认为是“独树一帜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体系”。[④]在整体互动模式的基础上，邵培仁提出要建构人类整体传播学，目的是引导人们共同思考和探索在人类的联系性愈加紧密、世界的整体性日益加强的时代，在规划应对未来传播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和机遇的面前,人类将如何建构和发挥作为整体传播学的作用,如何共同打造我们所希望的未来。
邵培仁教授在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媒介管理学、华莱坞电影理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五个研究领域都率先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学术论文、出版了第一本学术专著，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许多成果填补了传播学研究或传播交叉研究的学术空白。可以说，邵培仁“开山炼铜”的著述工作为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坚实基础。[⑤]
我们看到，在三十多年的传播学研究中，邵培仁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也即立足本土、追寻民族文化底色，倡导学科交叉创新，着眼世界的具有高屋建瓴、视野开阔的整体研究格局，能够在时代发展中，将传播理论与中国本土传播经验紧密集合，形成独具一格的中国传播学研究。鉴于邵培仁教授在学术研究中突出成就，他于2004年荣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7年荣获教育部/宝钢优秀教师奖；2008年荣获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传媒思想人物奖；2015-2016年间邵培仁教授因其文章高发表量、高被引量和高中心度被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授予“中国传媒经济学科杰出贡献奖”，以及因为率先提出的“华莱坞电影”学术概念被授予“中国传媒经济年度观点奖”；2018年荣获第六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良师奖；先后被浙江大学评定为教师9级最高岗位和国家二级教授。[⑥]
邵培仁的学术成就和影响还可以通过下述两个指标加以说明：邵培仁在2009-2018年的十年间国内新闻传播学科h指数（17）和学术迹（根据发文量、引用率和篇均引用率等计算）在浙江大学排名第一，而且是自2008年在浙大文科发展报告中采用这一指标以来一直保持第一的排名；[⑦]邵培仁还被誉为“万引学者”，他以论文被引13724次位居“中国知网”“文学与文化理论界”第11名，论文篇均被引21.14次，是浙江省文学与文化理论界唯一入选者。[⑧]
（二）邵培仁传播学研究的思想脉络
周颖在《邵培仁学术理念发展进路及传播思想探究》一文中对邵培仁近40年的传播学研究思想进路进行阶段划分。[⑨]笔者在这里主要根据邵培仁进行传播学本土化尤其是华夏传播研究的思想脉络进行划分。
第一阶段：1988-1998年传播学本土化研究
1988年邵培仁和戴元光、龚炜一起出版了国内首部传播学专著《传播学原理和应用》。回忆起这部专著的写作缘起，邵培仁说：在1985-1987年间，他和戴元光、龚炜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书，他们经常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交锋，而争论最多的就是刚引进不久的传播学。后来争论累了突发奇想：“咱们不争了，写本传播学吧。”当时，要把这话告诉同学，他们肯定会把大牙笑掉。自己也觉得，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因此，根本不敢声张，只是悄悄地买书、借书、复印、做卡片、拟大纲……一切都是“偷偷摸摸”的。1986年底初稿完成时，同学们都不知道。1987年，作为试用教材印成《传播学概要》，试用反响很好。认真修改后于1988年正式出版，首次印刷5000册，很快一售而空，而后十次重印，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许多高校新闻学系和社会学系的选用教材，据说在港、台地区和东南亚也有一定影响。[⑩]《传播学原理和应用》的出版标志着邵培仁开始进入中国传播学研究领域。邵培仁在这本书所撰写的章节中，经常看到将西方传播理论同中国文化结合的论述，譬如讲传播技巧，他选取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案例，如“揠苗助长”“秦伯嫁女”“楚人卖珠”等故事来论证传播技巧。[11]这体现了邵培仁的传播学中国化研究从一进入这个领域就开始有强烈的意识和积极的尝试。正如这本书在总论中明确指出的，我们“在传播理论的研究上，可能突出评价、消化和修正西方传播学理论，……通过实践，建立自己的传播学研究模式和理论。”[12]
在《传播学导论》一书中，邵培仁用较长篇幅梳理和论述了“传播学的中国渊源”，认为“中国人最先揭示了传播的特性和功用”；中国“对受众观念的论述”不仅比西方早，而且“论述极为深刻”；中国“对传播原则的论述”，不仅对传播提出总的原则，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古代“对传播者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内涵，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语言传播中，古人则提出了五点主张，即要“讲良言，戒恶言”；“讲精言，戒多言”；“讲实言，戒浮言”；“讲有用之言，戒无用之言”。[13]
在《艺术传播学》一书中，邵培仁将西方传播理论同中国古代传播理论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内容随处可见，比如在接受者研究一章，就总结出五种受众理论：知音论、引导论、枪弹论、参与论、中心论。在论述中国艺术传播者与受众相互作用的关系时，他总结出了三种规律：“民间文学、通俗文学的创作者比较尊重受众，而纯文学、圈子文学、宫廷文学、贵族文学的作者常常遗忘大众；”“短篇文学作品的作者常常会遗忘读者，而长篇文学作品的作者大多能尊重读者；”“艺术作品的创作个体往往忽视大众，而综合艺术的创作群体则较能尊重受众。”[14]
可见，在传播学引进中国的初始阶段，邵培仁就强调了传播学本土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极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冒险精神的。[15]在他的其它著作和论文中，他对传播学本土化研究也始终不渝地潜心钻研和探索，反映他对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坚持和执着。[16]从他的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学术探索者的高尚道德和人格魅力，也看到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曲折与艰辛，更反映出中国传播学研究逐步走向自主、自信的基本态势。
第二阶段：1998-2012年，传播交叉化研究和传播学本土化深度耕耘
进入21世纪以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对社会各个领域逐渐产生影响，信息传播发生革命性变化，在世纪之交，邵培仁以卓越的眼光看到信息社会的转型发展，1998年出版国内第一本《媒介经营管理学》，在前言中写到：“信息社会已悄然来临，知识革命正迅猛兴起……展望21世纪，一场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国际竞争已迫在眉睫。但是，不论是经济战、政治战、军事战，还是科技战、文化战，其竞争的焦点都将集中在信息与传媒上。”[17]从1988年开始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研究，邵培仁就显示出超前的学术敏感性和创新性。同样，在以媒介为核心领域的传播研究中，邵培仁也始终贯穿着传播学本土化的研究思路，始终将媒介理论研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的土壤上，以及具体的中国国情和媒体在地经验的基础上。
这一阶段，邵培仁主编主撰了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传播学》《媒介管理学》《媒介管理学经典案例》、“十一五国家级重点教材”《媒介管理学概论》以及“全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材”《媒介战略管理》，在传播学、媒介管理学两个研究领域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威性。
邵培仁主编的“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分别在浙江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机构出版，至今已有30几本，学界反响甚好。在丛书的序言中，邵培仁认为，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媒介和传播研究一定“要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坐标点，而世界则是它的参照系。如果媒介理论研究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不能指导具体的媒介活动，而只是简单地贩卖、照搬和空谈西方媒介理论，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但是，要推进媒介理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则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在坚持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18]虽然在丛书中的《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媒介地理学：媒介作为文化图景的研究》《媒介舆论学：通向和谐社会的舆论传播研究》《媒介理论前沿》《媒介理论前瞻》《媒介理论前线》等传播交叉研究著作，不是华夏传播研究的专门著作，甚至也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专门研究的章节，但却体现了“立足本土、古今联通”、“扎根本土、中外沟联”[19]的传播学本土化基本理念，是对中国媒介研究的系统而深入的总结和梳理，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媒介领域的思考、探索和创新，绘制了基于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媒介理论蓝图。
第三阶段：2013-2017年，华莱坞电影理论构建和华夏传播研究
这一阶段主要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挖掘中国文化中的传播观念，建构相应的传播学理论。从2013年发表《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开始，邵培仁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华夏传播研究论文，诸如《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从思想到理论：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路径》《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返本开新：从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看传播学本土化》《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等论文，《华夏传播理论》专著也即将面世[20]。这方面的成果着力于对华夏传播研究的理论构建和知识梳理，既有纵向追踪，也有横向比较，可谓贯穿古今、联通中外，标志着华夏传播研究的创新性成果进入一个新的高度。
邵培仁还开辟了华莱坞电影研究这一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新向度。他认为，“华莱坞是电影、是产业、是空间，也是符号、文化、精神和愿景。换言之，华莱坞乃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华地之电影也，即它以华人为电影生产的主体，以华语为基本的电影语言，以华事为主要的电影题材，以华史为重要的电影资源，以华地（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港澳地区）为电影的生产空间和生成环境。”[21]邵培仁对华莱坞的定义和阐释同华夏传播研究的内涵和理念是相通的，可以视为华夏传播理论与中国电影研究的有机结合，是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在电影研究领域的成功实践。对此，邵培仁认为：“华莱坞电影研究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的落地与实践，从概念的提出到深入，从对表象的梳理到对内涵的挖掘，无一不是为了能够找到属于本民族特有的电影基因符码”。因此“华莱坞电影既是对传播学本土化趋势接地气的实践与扩展，也将成为跨越国家地理边界，促使中华文化同世界多元文化进行交流沟通、文化认知与转换、文化认同与共鸣的重要途径。”[22]邵培仁主撰、主编的《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华莱坞电影概论》《媒介地理视阈下的华莱坞》《走向绿色：华莱坞电影生态研究》等书及相关论文，也有力地证明华莱坞电影研究是华夏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必将有力地促进华夏传播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第四阶段：2017至今，人类整体传播学和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创建
2017年至今，邵培仁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审视人类传播行为及规律，从中国本土出发，以新世界主义的视角思考未来人类的整体传播趋势，体现了邵培仁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和时代担当，从理论上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传播应有的作为与风范。[23]其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邵培仁就曾对其研究特色做过总结，其中谈到以下几点：在研究的过程中注重结合中国的国情、联系中国的实际；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中吸取营养；注重尊重中国读者的思维惯性和阅读心理；注意从现实的传播活动中寻找鲜活的数据和例证。再就是关注传播学的前沿课题、新兴课题和交叉课题，注意推动传播学向其他领域扩张，或与其他学科联姻以孕育新的学术生命。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24]纵览邵培仁的学术思想脉络，上述的研究特色始终贯穿在他的传播研究中。概而言之，邵培仁的学术思想脉络中一以贯之的是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立足中国本土实际，始终把握时代发展脉搏，以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精神不断开创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积极推进传播学本土化理论构建和拓展。
除此之外，从2019年开始，《现代视听》开辟了“培仁新语”专栏。这是邵培仁发表关于全球和中国文化传播等重要的、前沿的理论观点的新平台，发表了诸如《开放共享：构建全球信息传播新模式》《主动智能化：中国媒体发展繁荣的新引擎》《打造中国文化全球传播新景观》《媒介是全球的，文化不是！》等，阐述了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华文化传播最新观点，为华夏传播研究的当下实践提供了积极的指导。
（三）邵培仁的治学风格
其一，严谨治学，敢于创新。邵培仁在《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一书中提到：“物种繁衍靠复制，学术研究靠创新。创新是中国学术的灵魂，质量是中国学术的命根。中国传播学研究只有不断进行学术创新、提高学术质量，才能在国际学术竞争和发展中处于有利位置，也才能赢得主动权、发言权和平等对话、受人尊重的权利。”[25]我们可以从邵培仁这三十多年的研究成果中看到，从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专著的撰写到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寻根再到人类整体传播学的构建设想，邵培仁在学术研究中始终秉持着创新精神，不断提高学术质量。这是邵培仁能够取得丰硕成果，对中国传播学研究起到奠基性作用，赢得学术界认同和赞誉的关键所在。学术创新是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的束缚，以开阔的视野引领学术研究，邵培仁的传播学交叉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也就是说邵培仁能够将传播学与其他学科，西方传播学与中国民族文化等的广泛联系，在交叉融合中凸显自身的研究特色。学术创新也是能够抓住时代发展契机，不断开拓创新、与时俱进，诸如邵培仁对媒介理论研究，对人类整体传播学的思考、对新世界主义的探讨等就是走在学术前沿的创新。邵培仁认为“在传播学领域，不要受太多固有陈规的束缚，这样那样的顾虑对于学术创新是有害的。如果学术研究没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其‘创造’过程极易蜕变为‘制造’过程，学术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26]这种创新精神使得邵培仁能够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种学术创新体现了邵培仁严谨治学的学术道德品质，在邵培仁教授看来，学术研究需要坐得了冷板凳，需要学者们耐住寂寞，要在漫长的学术马拉松中始终秉持严谨踏实的治学作风。做一个有良知、冷静的中国传播学者，这是邵培仁教授一贯的坚持。[27]这种学术道德品质正是后学所应该谨记和培养的。
其二，知识广博，视野开阔。在做学问上，邵培仁始终认为应该“厚积”才能做到“薄发”。邵培仁介绍自己的经历说：在正式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之前，他“很像一个拳打脚踢而又没有正规套路的拳击手”，今天搞写作学、文体学，明天搞文艺评论学、影视艺术学，后天又搞心理学、新闻学——“左冲右突、东一榔头西一棒、无固定目的地胡乱折腾”，竟使他啃了不少大部头的理论书籍，从而开拓了视野，奠定了基础，积蓄了能量。[28]我们知道，传播学是一门交叉学科，本身就具有多个学科融合的特征，所以，邵培仁进入传播学研究之前的这些积累为他日后的传播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使他能够站在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制高点，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层面立体地观照、审视、分析信息传播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和探寻传播学立足于中国国情、根植于民族土壤的可能性。[29]作为后学，邵培仁的这种学习积淀启示我们需要广泛涉猎传播学以外的学科知识，其他学科往往蕴含着丰富的传播学知识，需要我们在平时的学习研究中去积累和挖掘，这也是做好传播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此外，邵培仁具有高度的学术敏感性和广阔的视野。他一向认为，传播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具有全球性和国际化的特点。[30]因此，一直以来，邵培仁着眼于国际学术发展的大环境，关注国际学术发展进路，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传统文化，建立一个中西对话的中国传播学话语体系，在国际视野中保持学术研究与时俱进，不断增强学术敏感性。以上两点是邵培仁突出的治学风格，体现了他对学术的热爱和认真，这种精神值得敬佩。
邵培仁不仅治学成果卓著，育人成效也很突出，个人于2018年荣获第六届范静宜新闻教育奖-新闻良师奖，范静宜新闻教育奖基金会的颁奖词写道：“他（邵培仁）是我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前沿开拓者之一。他在学科建设、教育教学等方面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他长期致力于传播理论、媒介管理与文化产业、华莱坞电影理论等领域的研究、教学，筚路蓝缕，勇于创新，其学术成果具有重要影响。他数十年如一日地敬业求真，无私奉献，在其主持下，所在学科先后建成浙江省重点学科、省重点创新团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逐步形成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他出版多本国家级规划教材，推出“金字塔式课程建设模型”等，教学成果多次获教育部和省优秀成果奖。他为人谦逊宽厚，提携后学，爱生如子，培养的学生中有一大批已成为媒体行业和学界的中坚力量。”[31]
二、中国传播学的理论构建
（一）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基本思想
华夏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一个方向，邵培仁致力于推动华夏传播研究，其以独到的研究思路，不断构建华夏传播理论，为华夏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方向。在2017年谢清果教授主编的《华夏传播研究》集刊创刊号中，邵培仁发来贺词：“祝贺华夏传播研究创刊。华夏传播研究不应执拗于内，而应内外兼容；不要执意于古，而要古今贯通。”[32]
早在1995年、1999年邵培仁就率先发表了《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两篇论文。在《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一文中，邵培仁就传播学研究为何要有中国特色、怎样叫做有中国特色以及怎样才有中国特色[33]等三个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做了探讨，也是最早回答了如何进行中国特色传播学研究的学者。在《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他就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问题作了阐述，认为中国化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以古为主、以今为辅，致力于中国文化中传播理念和传播智慧的展现和宏扬；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基本上是以今为主、以古为辅，着力于中国当代传播活动中现象的分析和问题的解决。它们虽各有侧重，但并不互相排斥。相反，它们都以“本土”为研讨的核心，以“本土”为耕耘的园地，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支持，相互靠拢，协调共进。[34]在邵培仁看来，传播学与物理学、化学、工学等自然科学不同，传播学有国界，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中国化或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的性格与思维方式、文字与传受行为不同于外国人；中国的尊“长”贵“和”、崇“礼”尚“忍”等传播观念也是“本土性”的，中国传播学者的世界观、宗教信仰、文化积淀、知识传承、社会背景等均是“中国化”的。[35]可以说，中国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传播观念，立足本土进行创新是华夏传播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只有不断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观念和内涵，才是华夏传播研究长久发展的内在动力。
因此，邵培仁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或者说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原则。也就是说，应该古今中外形成相互照应，而不能陷入只研究古代而不考虑传播学的当代发展，不能陷入只研究中国而忽略国外传播学的研究理论。实际上，这是勾画了华夏传播研究进路，确立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基本准则，由此才能在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观念的同时建构中国传播学理论，形成能够与西方传播学对话的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达到邵培仁所说的由文法层面的本土化（原义）演进到语义层面的本土化（格义），再上升到思想层面的本土化（创义）。创义就是根据西方传播学的精神，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实际、运用科学方法直接提炼、生成或创造出具有中国特点的本土传播学，并与处于霸权地位的西方传播学界展开平等对话。[36]
进入21世纪，邵培仁对本土传播研究又进行了重新界定，拓展了原有的边界。[37]一方面他在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的元素和营养，另一方面他在传播学交叉研究和亚洲传播研究中尽力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典籍中追根溯源，寻找理论依据，《媒介生态学》《媒介地理学》和《亚洲传播理论》等书及相关系列论文就反映了这种理念，具有这样的特点，[38]并且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39]
（二）学术寻根：华夏传播研究的理论建构
在《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一书中，邵培仁谈到了本土化作为中国传播学创新原动力的问题，认为：传播学本土化是一种对根的探寻，对干的审视，是华人传播学者的一种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信，意在明白中国传播学的渊源、发展过程及其文化特色和发展趋势，既不主张“全面回归”和“复旧”，也不赞同“全盘西化”和“他化”，而只是向世界显示某种学术存在，进而获得学术尊重、学术共享和进行平等对话的权利。[40]在具体的研究进路中，邵培仁概括了六条正确的进路：经验主义：重新验证西方的研究发现；寻根主义：反向的学术探寻与追溯；融合主义：将西方学术融入中国文化；问题主义：用西方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问题；改良主义：改良旧理论，优化老方法；创新主义：建构和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41]学术寻根就是“要将提炼总结的学术元素、文化精神和本土基因，作反向的追溯、探寻和比对，从而在中国5000多年文化典籍和历史记忆中找到其学术渊源、祖根，探寻其学术流变和发展规律，分析与比较同西方传播学在思维特点、理论深度、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思考和预测中国传播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的走向和趋势。”[42]我们看到，邵培仁在“学术寻根”，建构华夏传播理论上进行了诸多探索和尝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都具有首创性，为华夏传播研究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具体有以下10篇重要的论文：
《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一文认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寻根主义有利于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文中指出，影响中国传播的文化“基因”包含传播思想（阴阳和合的传播哲学）、传播原则（情理交融的传播伦理）、传播观念（物我融通的传播意识）三个层次。[43]《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一文总结了“阴 － 阳”、“和 － 合”、“交－ 通”、“感 － 应”、“中 － 正”、“时 － 位”、“名 － 实”、“言 － 行”、“心 － 受”、“易 － 简”等十大传播观念，这些观念对发展“华夏传播理论”或“华人传播理论”至关重要。[44]《从思想到理论：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路径》[45]一文则探讨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性。《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则认为一切现实经验都渗入了历史经验，理解现实的最好办法是回顾过去。这正是“华夏传播知识”得以可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依据。[46]《返本开新：从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看传播学本土化》认为：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应该努力将“返本”与“开新”结合起来，即返传统思想和现实经验之“本”，开现代传播理论之“新”，在时间经线上立足本土、古今联通，在空间纬度上扎根本土、中外沟联。[47]《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认为：相对于现代西方传播学“传”的传统，中国人更侧重于“受”的传播观念。 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是对中国古代传播现实的表征。另一方面，“传播的接受观”能为新的传播现实提供表征，具有一定的解释力。[48]除此之外，还有从具体的华夏传播现象提炼理论，如《传播辩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49]《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50]《传播受体论：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的“接受主体性”》[51]《和而不同 交而遂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52]《天地交而万物通：<周易>对人类传播图景的描绘》。[53]
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集中探讨了华夏传播理论研究的主要元素和核心问题，从宏观的华夏传播研究的理论搭建、知识逻辑的阐释到微观的儒释道中的传播观念的提炼，体现了华夏传播研究广阔的研究空间，充分彰显了传播学本土化的中国传播学特色。这是邵培仁等进行本土化研究的积极探索，真正体现“内外兼容、古今贯通”的研究思想。
（三）推进“新世界主义”理论建设，构建人类整体传播学
2017年，邵培仁发起并组织召开了中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年度盛典——2017中国传播学论坛：“新世界主义视野下的传播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研讨会，有2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在新闻传播学界产生热烈反响。邵培仁对“新世界主义”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和阐释，认为，新世界主义是指习近平主席及其领导集体对世界和人类文明现状与发展趋势所持有的创新性、系统性的认识、论述、主张与行动方案。[54]它包括“一个核心”，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个坚持”，即：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55]邵培仁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论文。“新世界主义”传播理念是邵培仁以一贯前瞻的眼光、创新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对传播学研究提出的展望。邵培仁是立足中国及世界发展现实，展望未来，以全局的视野研究人类传播行为，试图建构一种人类整体传播学，这需要全视维地观照未来人类发展的共同命运，它更需要坚守对马克思哲学“类思维”的根本遵循，实现整体主义范式的重大转型，同时构建一种人类整体传播学的学科进路，讲好“我们”的人类故事。[56]这种整体传播是对人类逐渐以对话、互动、包容的统一性共存这一现象的研究设想，强调了人类共同体多姿多彩的传播故事。这不仅是对未来传播学研究和新型传播世界的规划和展望，更是一种学者关注世界未来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远见卓识和宽广的胸怀。
三、对华夏传播研究的期望
对于秉持“兼容内外、古今贯通”研究思想的华夏传播研究在当下学术界正在蓬勃兴起，作为最早进行华夏传播研究的学者之一，邵培仁在当下传播生态不断发生变化的语境中，提出了华夏传播研究的奋斗愿景，即创建体现本土文化特质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具体的说就是：第一，建构一个规范化的、首尾一致的、能够反映中华文化特质、历史传统、社会现实的传播学概念、学说、方法体系，是华人本土传播研究成功的重要标尺。第二，形成并扩大华夏传播学学术流派在世界传播学界的影响，是华人本土传播研究的重要目标。对于其中研究的难点，邵培仁也指出，是在于如何界定“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等核心概念的边界。[57]这为我们进行华夏传播研究确立了奋斗方向和目标，需要我们长期努力奋斗。不过，邵培仁提出的华夏传播研究的难点，则引发了笔者更多的思考，也就是说它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的范围在哪里？如何去界定从中提取的传播理论和传播观念等。这些是我们在进行华夏传播研究过程中应该引起重视和逐渐给予解决的，只有这样，才能建构一个更为合理的华夏传播研究学派。
实现华夏传播研究愿景的道路是漫长的，作为华夏传播研究学者，“我们要客观、冷静、全面地看待中国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既不要自高自大，也不要妄自菲薄。在虚心吸收、消化西方传播学知识的同时，要潜心探究、搜寻中国文化宝库中关于传播原理与理念的珍藏，努力向世界展示和返送中国人特有的传播思想和智慧，进而完全有可能开辟一个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新天地。”[58]这也是我们进行华夏传播研究所应具备的正确态度，需要我们全身心投入才能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邵培仁一直倡导中国传播研究应当追求和坚守人文情怀，认为“传播是人性的外化，人格的折射。人类的全部符号都是人性和人格的建筑材料。”“文化的核心是人，人类的精彩在人文，人文情怀则是一种更加高尚的情趣、境界、博爱和胸怀。”“人文是‘万物的尺度’、传播的准星和学术的坐标。人文情怀是我们进行传播研究的出发点、动力源和目的地。”[59]现在有些传播学研究文章甚至著作往往“见物不见人，见人不见情”，内容连同观点一起被大量的数据和分析所淹没和遮蔽。
邵培仁也对年轻的传播学者提出过友好建议：“不要把目光放在眼前的蝇头小利上，而牺牲了最年轻、精力最充沛的时间，牺牲了最好、最不受打扰的思想之旅。性格和心态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急功近利的心态往往会妨碍一个具备较强能力的人进一步发展。”[60]他在给博士生上课时曾讲过：“读书让男人更高贵！读书让女人更美丽！学者要通过读书来修身养性，做精神的富翁。立志学术的人，应求知若饥，虚心若愚，惜时如命，生活上温饱小康、衣食无忧即可。”“优秀的学者不要同别人比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而要同他们比精神财富和精神享受。”学者的理想境界是做“物质的中农，精神的富翁”。[61]这既是他自己的人生观和学术追求的反映，也是对文科年轻学者语重心长的教导。我们要不断反思和提醒自己，明确人生追求的目标，端正做人治学的态度，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共同努力做好中国传播学研究，将中国文化打造成具有全球性的优秀文化。
——林凯：《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邵培仁传播学研究成果述评》，《东南传播》2020年第3期，第1-6页。
*林凯（1986-）男，汉族，福建平和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7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华夏传播研究。E-mail:linkai0596@126.com。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①]俞吉吉.学术无顶——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d5d690102yi8x.html，2019-02-13 16:37:49
[②]童兵：《知识量与理论性俱佳的传播学新作——评<传播学导论>》，《新闻知识》，1997年第11期。
[③]俞吉吉.学术无顶——访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邵培仁教授[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3d5d690102yi8x.html，2019-02-13 16:37:49
[④]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第638-640页。
[⑤]杜骏飞：《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略论邵培仁同志传播学研究实绩》，《淮阴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于文杰：《体大精思，万象尽吞——〈艺术传播学〉与邵氏传播模式述评》，《淮阴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肖容：《整体互动论：独树一帜的传播模式——略论邵培仁的传播学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杲如：《整体互动论：媒介管理学研究的新视界》，《世界经理人》2011年第11期；
[⑥]周颖：《邵培仁学术理念发展进路及传播思想探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⑦]《2018浙江大学文科发展报告》，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2018年版，第52-53页。
[⑧]《“万引学者”是谁？》，官方微信：符号与传媒，四川大学符号学与传媒学研究所主办，2019-03-25。
[⑨]周颖：《邵培仁学术理念发展进路及传播思想探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⑩]韩运荣：《放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邵培仁》，载于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18-221页。
[11]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13页。
[12]戴元光、邵培仁、龚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4页。
[13]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5-38页。
[14]邵培仁：《艺术传播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8-315页。
[15]周颖：《邵培仁学术理念发展进路及传播思想探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6]Guo Xiaochun,A Pathfinder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A Glimpse of Professor Shao Peiren’s Academic Achievement,China Media Research,Vol.11, No.1/January 2015,p55-67.
[17]邵培仁、刘强：《媒介经营管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前言。
[18]邵培仁：《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丛书序言。
[19]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3页。
[20]邵培仁、姚锦云著：《华夏传播理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
[21]邵培仁:《华莱坞的想象与期待》，《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4期。
[22]邵培仁：《华莱坞电影理论：多学科的立体研究视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23]周颖：《邵培仁学术理念发展进路及传播思想探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4]韩运荣：《放宽传播学研究的视野——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邵培仁》，载于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221页。
[25]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26]吴筱颖：《喜欢做前人没做过的事——访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邵培仁教授》，《浙江大学报》2004年6月4日。
[27]周颖：《邵培仁学术理念发展进路及传播思想探究》，《山东理工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8]杲如：《让有价值的历史记忆同行——访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副会长邵培仁教授》,《世界经理人》杂志2011年11月号，第20-26页。
[29]肖容：《整体互动论：独树一帜的传播模式——略论邵培仁的传播学研究》，《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30]陈兵：《邵培仁与中国当代传播学》，《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32页
[31]万宁宁：《第六届范静宜新闻教育奖在人民日报社颁奖》，2018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人民网-传媒频道，2018年12月24日范静宜新闻教育奖基金会微信公号。
[32]谢清果主编：《华夏传播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
[33]邵培仁：《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34]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5]邵培仁：《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
[36]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8页。
[37]邵培仁：《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新华文摘》2012年第8期论点摘编；邵培仁：《华人本土传播学研究的进路与策略》,《当代传播》2012年第3期，《新华文摘》2013年第9期。
[38]邵培仁：《序：华夏传播学研究的艰难历程与独特魅力》，《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谢清果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6页。
[39]详见SSCI三种学术刊物的评价：Mei Zhaoyang. Media Ecolog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
Reperusal, Critical Arts, 2019(2)；Wang Guofeng.A Book Review: Geography of Media: Mass Media as Cultural Landscape. China Media Research. 2013(3).Zhaoyang Mei.An Asian paradigm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n communication theory: Asian perspective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9(2).
[40]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65页。
[41]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4-75页。
[42]邵培仁：《中国传播学界需要学术寻根》，《当代传播》，2012年第1期。
[43]邵培仁、姚锦云：《寻根主义：华人本土传播理论的建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44]邵培仁、姚锦云：《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浙江学刊》2016年第1期。
[45]邵培仁、姚锦云：《从思想到理论：论本土传播理论建构的可能性路径》，《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46]邵培仁、姚锦云：《为历史辩护：华夏传播研究的知识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3期。
[47]邵培仁、姚锦云：《返本开新：从20世纪中西学术交流看传播学本土化》，《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48]姚锦云、邵培仁：《华夏传播理论建构试探：从“传播的传递观”到“传播的接受观”》，《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49]邵培仁、姚锦云：《传播辩证论：先秦辩证传播思想及其现代理论转化》，《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50]邵培仁、姚锦云：《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51]邵培仁、姚锦云：《传播受体论：庄子、慧能与王阳明的“接受主体性”》，《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0期。
[52]邵培仁、姚锦云：《和而不同 交而遂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53]邵培仁，姚锦云：《天地交而万物通：<周易>对人类传播图景的描绘》，《浙江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54]邵培仁：《新世界主义与中国传媒发展》，《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55]邵培仁：《作为全球战略和现实考量的新世界主义》，《当代传播》，2017年第3期。
[56]邵培仁、陈江柳：《人类整体传播学：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传播研究》，《现代传播》，2019年第7期。
[57]邵培仁：《亚洲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亚洲主张》，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8-179页。
[58]章东轶：《学术呼唤良知——访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邵培仁教授》[EB/OL]https://www.doc88.com/p-4817327042375.html[2013-09-02]刊于王永亮、成思行主编：《倾听传媒论语》，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59]邵培仁、潘戎戎：《追求和坚守传播学研究中的人文情怀》，《当代传播》2019年第3期。
[60]陈兵：《邵培仁与当代中国传播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61]邵培仁：《传媒的魅力：邵培仁谈传播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页。
